在我國大農業中占據重要地位的水產養殖業，多年來通過穩定、豐富的市場供應，改善了國民營養結構。不過，在近期食品安全問題凸顯的大背景下，《經濟參考報》記者通過走訪湖南、湖北等一些水產大省了解到，目前我國水產養殖業從生產到流通各個環節，“藥物依賴”揮之難去。雖然上市水產安全品質特別是“藥殘”檢測合格率不斷提高，但一些領域使用違禁藥品養殖的問題也屢禁難止，特別是生產領域“獸藥魚用”和“人藥魚用”暗流涌動，潛伏著餐桌污染威脅。

　　養魚“打藥”趨于常態

　　“魚老板”介紹說，養一季魚，投放從治鰓病、腸炎、爛鰭到肝病等的藥，加上人工授精、孵化等環節，用藥少則幾種，多則十多種，已經趨于“常態化”。

　　權威數據顯示，我國海淡水養殖池塘總面積達4100萬畝，已成為我國最主要的養殖方式。在我國中部地區的湖南、湖北兩省交界處長江兩岸廣袤的原野上，天然湖泊和人工精養魚池聯排成串。

　　不過，在中部湖區縱橫的水網間穿行時，《經濟參考報》記者發現主干道、鄉村公路兩旁與飼料店數量一樣多的是魚藥店。《經濟參考報》記者走進一家占地近百平米的“魚藥超市”，看到各種藥物堆滿了幾個大貨架。貨架背后，還有用大袋、大桶盛裝的各種藥物。從標簽上看，“養水王”標稱用菌類、葡萄糖、維生素、氨基酸、活性酶等合成，老綠、黑臭、鐵銹和白濁的魚池水用后就能變清。“黃金氧”、“久久氧”等則用“免疫酶”、解毒劑、增氧劑制造，投進水里能大量增氧。在貨架上最顯眼處堆放的，還有“敵百蟲”和很多的“消炎藥”(抗生素)“魚藥超市”老板說，進入旺季后，生意會很好。

　　一些長期從事水產販運生意的“魚老板”說，有多年經驗的養魚戶、一些魚藥門店老板如今都算得上是“兼職魚醫生”。有的人靠顯微鏡等簡單設備，發現魚池出現病魚、死魚，就自行診斷，實在沒轍也會求助水產站技術人員。而藥物治療往往是解決魚病問題的最終辦法“參考”藥品生產廠家提供的銷售說明書，再根據魚池水產病害癥狀變化的情況自行增減劑量。有“魚老板”算賬說，如今精養魚池成本投入中，魚藥花費占到約5%甚至更高。養一季魚，投放從治鰓病、腸炎、爛鰭到肝病等的藥，加上人工授精、孵化等環節，用藥少則幾種，多則十多種，已經趨于“常態化”。

　　禁藥“藥殘”暗流涌動

　　一位在政府機構從事水生動物防疫檢測的專家說，魚藥是精養魚業主要生產資料之一，但投喂魚藥也會帶來“藥(物)殘(留)”問題，如抗生素等“藥殘”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會對食用者身體健康帶來負面影響。為此，內陸很多水產大縣公共財政每年大約要投入上百萬元，組織大量人力、物力采集數以千計的水樣和魚樣化驗。

　　公開數據顯示，隨著近些年執法力度的加強，一些水產大縣“藥殘”合格率，已經從3年前的80%多上升到了目前的97%甚至更高。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一些水產大省采訪，接觸的水產部門干部或專家一方面肯定，隨著監管政策落實，上市水產“藥殘”合格率有了很大提高；一方面也坦言目前“藥殘”和使用國家禁用藥問題，在少數養殖領域依舊“陰魂不散”。

　　今年年初披露的信息顯示，農業部漁業局去年組織27家水產品質檢機構對全國30個省(區、市)及計劃單列市開展的一次產地水產品質量安全監督抽查，就從隨機抽檢的997家水產養殖單位中發現有25家單位樣品含有對人體或者環境構成危害的禁用藥物。其中，一些省份出產的甲魚、對蝦、河蟹、青蝦、鯽魚被檢出硝基呋喃類代謝物，還有的省市鯽魚、草魚、鯉魚樣本被檢出“孔雀石綠”。在發現的問題中，草魚、河蟹體內五氯酚鈉、對蝦體內氯霉素殘留等問題，也被查獲。

　　而各地圍繞食品安全展開的各種活動中，社會關注到的水產領域使用藥物和添加問題還很多。如養魚需要對池塘施用化肥“育水”，人工繁殖雜交過程中使用促排卵和促性腺激素等。在生產環節之外，還有如為長途販運過程、市場零售中保持水產鮮活形象，使用包括甲醛溶液(福爾馬林)等在內的各種藥物；甚至連帶魚和黃花魚身上也人為地抹上化工顏料“金粉”、“銀粉”打扮“賣相”。有研究還指出，雖然某些有機磷酯類化合物因為被發現存在對環境和對水產、人體的致毒風險，在一些國家已被禁用，但在我國很多水產領域，相關藥物仍被作為“高效低毒”魚藥被廣泛使用。

　　有水產監管部門專家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孔雀石綠被國家嚴令禁止在水產養殖中使用，但長期以來，仍有水產養殖戶把孔雀石綠當作治療魚類膚霉病等病的“特效藥”。把硝基呋喃類抗生素添加在飼料中喂魚，防止魚池或網箱中細菌傳染和刺激水產生長。而甲醛溶液(福爾馬林)被用來治魚病，則有很長的歷史。

　　獸藥、人藥魚也照吃

　　業界人士透露，我國水產養殖領域一些因為安全性等問題被列為養殖魚類不能添加的藥物，卻在以獸藥名義“曲線”進入水產養殖生產環節。一些存在毒副作用等問題的人藥，也因為廉價、速效或容易購買等原因，被一些養殖戶用在了魚身上。

　　一些業界人士和專家指出，我國目前針對水產領域“藥物依賴”的相關管理措施還有很大提升和完善空間。一方面，政策嚴令禁止很多違禁品在水產養殖業的使用，但卻允許其他領域公開生產、銷售和使用這些藥物。這使得一些唯利是圖的養殖戶通過合法渠道花點小錢就能輕易買到這些違禁品。另一方面，科學研究證明很多藥物可以獸用或可以人用，但給魚用卻會帶來危害。而現實中卻存在“獸藥魚用”和“人藥魚用”的現象。目前，我國水產藥物研究缺乏獨立性，新藥開發水平不高，真正的魚藥可選擇余地有限，這導致目前市面上五花八門的魚藥涌現，其中很多實為獸藥和人藥。

　　還有業界人士透露，我國水產養殖領域一些因為安全性等問題被列為養殖魚類不能添加的藥物，卻在以獸藥名義“曲線”進入水產養殖生產環節。一些存在毒副作用等問題的人藥，也因為廉價、速效或容易購買等原因，被一些養殖戶用在了魚身上。這些藥物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也可能帶來健康隱患。

　　一些專家擔憂地說，伴隨著不斷上升的行業景氣度，我國水產業養殖主體越來越多。至“十一五”末，農業部漁業局初期建立的產地水產品質量安全監督抽查生產單位數據庫內，就已經收集整理各地有近10萬個水產養殖單位。而尚未被納入“數據庫”視野的散養戶和新建規模化養殖單位，還多如牛毛。但與之不相適應的是，能兼顧生產和質量安全的公益性技術服務體系卻沒有得到相應增強。相反，基層過去作為“單位人”的“水產技術員”，被以營利為目的的社會“魚醫生”取代。一些“魚老板”“魚醫生”受利益驅動聯合在一起，為追求超額利潤，用起藥來“沒有輕重”。

　　“惠漁”才有健康保障

　　一些水產養殖主產區干部和專家認為，我國水產養殖業產品質量安全建設的關鍵點之一在于控制“藥殘”并逐步減輕對藥物的依賴。為此，需要一手抓監管創新“治漁”，一手抓水產養殖業基礎改善和政策扶植“惠漁”，只有標本兼治“兩手抓”，中國水產業高質量健康發展才有希望。

　　據了解，我國內陸省份人工養殖水面的基礎，絕大多數成形于上個世紀90年代初之前。很多早期建設的養魚水面本身建設標準就不高，加上長期使用缺乏維護，逐年淤積更導致很多魚池水深從3米以上縮減至2米以內。加之，養殖水面存在的水源、輸電、公路配套不到位或不完善，增氧機、投餌機、清淤機等先進漁業機械設備難普及。在如此惡劣的生產條件下，密集養殖魚類相互之間摩擦造成的體外傷等水產病害必然多發并迅速蔓延，健康養殖無從談起。養殖戶為維持生計，必然依賴用藥。一位漁業部門干部說，看似屬于生產方式范疇的水產食品“藥殘”問題，根子還在于漁業生產基礎建設“多年欠賬”。

　　統計數據顯示，到2010年底，全國共改造養殖池塘1100多萬畝。不過，我國目前還有約1000多萬畝養殖池塘亟待改造。從2010年池塘改造項目推進情況看，當年改造池塘390萬畝，總計投入改造資金83.4億元。其中，中央財政現代農業發展資金投入3.2億元，地方財政扶持資金投入13.1億元，其余“占大頭”的資金源于社會、單位和個人自籌。

　　有專家呼吁，考慮到中西部地區地方“財政配套”能力比較薄弱、工程條件相對較差導致投入更高，國家和地方應該站在維護食品安全的高度，在中部地區養殖池塘標準化改造中結合水利建設和支持現代農業發展兩大政策，把“治水”和“養魚”統籌兼顧起來。

　　此外“兩湖”地區一些基層干部說，近些年國家政策在向“三農”傾斜的過程中，對種植業、畜牧業和農業機械都給予了大量補貼，但對漁業生產僅有機動漁船柴油補貼等有限的幾種。在漁業生產缺乏必要財政和金融支持背景下，一方面是魚價走低，一方面是飼料和人工工資大幅上漲，一些水產養殖戶為了掙錢，被迫通過廉價藥物甚至違禁藥物提高投入產出比，這成為“藥殘”始終“陰魂不散”的一個重要原因。

　　還有專家認為，水產品質量水平的提高，還須依靠工廠化、標準化的規模養殖。對此，國家應采取引導性措施，促使金融機構將水產品收購納入農產品收購計劃之內，給予資金和貸款上的安排；對新上的水產品大型加工項目，應給予固定資產添置補助和生產流通資金貸款支持；對具有影響力的水產龍頭企業，國家應有配套的信貸扶持和稅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