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盡管居高不下的房價已經嚴重侵蝕了普通民眾的幸福感，但為高房價張目的聲音仍然不絕于耳。在力挺高房價的諸多觀點中，有一種觀點頗為引人注目也頗具迷惑性，即認為我國正處在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大量農村人口進城將成為拉動高房價的剛性需求，房價在未來較長時間內仍面臨持續上漲壓力。難道城市化就是拉動高房價的剛性需求？城市化與高房價之間果真存在著必然的因果關系？回答是否定的。

　　確實，經濟快速發展推進了我國的城市化，是農村人口從農村流向城市、農民轉化為市民的一個城市化過程。按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09年我國城市化率已達到45%，并以每年1%的速度增長，這意味著每年有將近1300萬農村人口要進入城市。確實，農民進城后存在著對住房的迫切需求，農民工能否做到“居者有其屋”，是其能否順利實現由農民向市民身份轉換的一個基本條件。但就我國城市商品房市場的現實情況看，農民工現在不是未來也不會是這一市場的需求主體。

　　因為，盡管近年來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農民工的收入水平有了一定提高，但農民工大多為“打工族”，所從事的工作多為簡單勞動，技術含量低，月收入在1500-2000元者較為普遍，達到3000元甚至更高者為數寥寥。在扣除必要的自身生活成本、贍養家人支出和子女教育支出后，所余不多甚至完全沒有剩余。

　　再看一些大城市的商品房房價，每平方米動輒上萬元甚至幾萬元，一些地級市也在每平方米五、六千元左右。在畸高的房價水平下，連大城市的白領乃至中等收入階層都買不起房，農民工要買房置業豈不是天方夜譚？實際上，農民工不僅買不起商品房，受現行政策和有關規定的限制，他們也沒有權利申請居住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

　　受制于自身的收入水平，農民工的住房需求只與屬于基礎保障需求的廉租房相聯系，孱弱的購買力決定了其不可能成為城市商品房的購買者。自然，農民工進城所帶動的城市化，與城市商品房的高房價也就沒有必然的、本質的內在聯系。無視農民工的實際購買能力，不對與農民工購買能力相適應的住房需求結構進行認真分析，僅僅依據我國城市化進程加快就肯定高房價的合理性和持續性，是沒有道理的。

　　事實恰恰相反，不是城市化拉動了高房價，而是高房價成了推進城市化的障礙。由于農民工無力購買商品房，目前國家又沒有一套保障農民工在城市安居的有效制度，農民工為房所困，加之受戶籍限制無法享受市民應有的諸多待遇，因而大多數農民工無法在城市扎根安家。他們雖然身在城市，但很難與城市真正融合。另外，由于進城后仍然保留了承包地并享有對承包地的使用權，一些已進城的農民工因住房問題而不得不重返農村。可以說，停留在城市表層無房可居的農民工，因為沒有真正在城市扎下根來，實際上是具有“亦農亦工”雙重身份的特殊社會群體，而不是真正的市民。如果考慮到農民工沒有安居之所和不能享受城市居民待遇等因素，我國目前實際的城市化率還不到30%。高房價對城市化水平的掣肘，由此可見一斑。

　　一些專家學者之所以拿城市化說事，視城市化為支撐高房價的剛性需求，原因在于他們犯了一個經濟學的常識性錯誤，即認為農民工的住房需要就是其住房需求。實際上，需求并不僅僅是需要和消費欲望，而是消費欲望與消費能力的統一體。農民工需要住房與有能力購買住房，這完全不是一個概念。前者是一種良好的主觀意愿，后者才是實實在在的需求。把農民工的主觀意愿視為推動高房價的真實需求，并以此為高房價開脫，是有悖經濟學需求基本原理的，也是錯誤的。

　　城市化是正處于起飛階段的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要切實提高中國的城市化水平，使城市化獲得快速的實質性進展，政府必須下大力氣解決農民工進城后的安居問題。盡管農民工可以不必享有對城市住房的所有權，但必須要有一個安身之所，擁有對城市住房的使用權。因此，政府應加大廉租房特別是公租房的建設力度，并通過科學的制度安排，把農民工納入這兩類住房的供給機制之中，使根本不具備商品房購買能力的農民工，擁有正當、合理、持續的住房使用權獲得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