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識五線譜，也沒有音樂細胞，只能花8塊錢買一張兒童音樂CD，放在別人捐贈的DVD機里，給學生欣賞。他沒法和孩子們一起上體育課，就讓曾經教過的大孩子從鎮里小學學廣播體操，教給體育課代表。有時，他幫孩子們搖大繩，這是他唯一可以駕馭的體育運動。

　　鎮里孩子們有的，只要可能，郭省也不想讓自己的學生落下。于是，這所只有11個學生的學校，有了升旗手、護旗手、體育委員、學習委員、紀律委員、音樂委員……腿腳不利索的他，還帶著學生們去村邊的小溪“秋游”。這場沒有大巴車、沒有零食，不花錢的短途旅行，對于郭省來說卻是一次長途跋涉，他走了一個小時才到達目的地。孩子們一邊埋怨他走得“太慢”，一邊和他聊著天。還有人從樹林里鉆出來，脫下上衣裝了滿滿一兜蘑菇，作為教師節的禮物送給他。

　　“跟孩子們在一起，他們就是我的雙腿、雙手。”郭省說。

　　生活中，他也向往愛情。他曾和一個從沒見過面的女孩通信三年，兩人之間有說不完的話，每次都是厚厚一疊信紙，總得往信封上多貼一張郵票才行。但每月工資90元的郭省最終放棄了這段感情，“我連給她買雙靴子都買不起”。

　　這個自稱“沒有資格動心”的老師，認為只有跟孩子在一起時，內心才最安寧。

　　然而，從1999年開始，這種安寧被打破了。清退代課教師的傳聞開始在山村里傳播開來。在他身邊，已經有幾位老師陸續離開。一位常年掙90元的代課教師，走下講臺，去山上放羊了。

　　郭省害怕了，他拄著拐找到縣政府，可一連三天，門衛都告訴他：“領導在外面開會，不在。”他沒錢再住旅店，只好走了。

　　回到山村，村小也快辦不下去了。這時，西水泉村只剩下3個適齡學生，郭省只能帶著他們并入岔道村村小。

　　他最初教出的那批學生，大多已經工作，離開了家。曾在他課堂上對著干的男孩，只要在縣城里碰到他就往他手里塞煙，“都是4塊錢以上的好煙”。還有個外出打工的男孩回家后，買了雞骨頭和豆腐，硬拉他到家里吃飯。男孩開了一瓶啤酒，給從不喝酒的郭省倒了一杯，表示感謝。

　　這些溫情讓郭省在等待中找到了一絲屬于老師的尊嚴與慰藉。然而，2005年起，清退代課教師的消息再次傳來。郭省這次真的慌了，他又去縣城找領導。在縣教育局一位姓孫的股長那里，他終于看到了紅頭文件，“沒戲了，肯定沒戲了”，他嘟囔著。

　　但他最終還是忐忑地拄著雙拐，出現在教育局局長辦公室外。他不想放過任何一絲機會，他還不死心。

　　接待他的是前任教育局局長葛祥。“葛局，文件我已經看到了。雖然我只掙90塊錢，但我有這90塊錢，就有碗糊糊喝，不至于餓死。”他的表情和音調里已經有了一種習慣性的謙卑。懇切的一番話，把局長打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