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老課本寄托著那一代知識分子的理想和情懷
張立憲的電腦中，儲存著大量的老課本照片。那些泛黃的老課本上，有的殘缺不堪，有的密密麻麻寫滿了批注。就是在這一張張圖片中，他和他的團隊修缺補漏，推出了一套完整的老教材。
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前，也有一支支這樣的隊伍，在為這個國家修缺補漏。
石鷗介紹，民國初始，蔡元培執掌的教育部迅即公布《普通教育暫行辦法通令》，規定禁止使用清學部頒行的一切教科書。新教科書的編撰工作隨即在官方和民間進行。
商務印書館也召集精英人馬，開始編寫工作。當時參與的人有莊俞、沈頤、高鳳謙及張元濟等。這些人，在中國的教育史上，都是值得濃墨重彩的人物。
在《編輯共和國小學教科書的緣起》一文中，商務印書館的這些知識精英提出該套教科書的十四條編輯要點。其中第一條就是“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義，以養成共和國民之人格”。另還有“普及參政之能力”，“擴充國民之德量”，“以養成獨立自營之能力”以及“以引起學生興趣而啟發其審美之觀念”等多條要求。
這些編輯要求也體現在教科書的《編輯大意》中。《新國文》第一冊的“編輯大意”就指出：“本書以養成共和國民之人格為目的。”
“這些要求，即使放在現在，也讓人耳目一新。”石鷗說。
在這套教科書的初小部分，學生們多是了解一些與生活息息相關的事物。翻看這套深藍色封皮的線裝書第一冊，也可看到，從“人”開始，逐漸增加難度，并配以插圖。
“這樣的書，很適合孩子閱讀。我5歲的女兒就喜歡讀。有時，她看著圖，還會讓我給她講。”鄧康延的朋友楊政說。
鄧康延的《老課本，新閱讀》出版不久，楊政就背著他，在新浪微博上注冊了“老課本新閱讀”的用戶名，并雇專人打理，將鄧的書一條條摘錄上去。開通僅5個月，已有2.5萬多粉絲。
石鷗介紹，民國老課本的內容隨著年級升高逐漸深入。到初小四年級，便開始選編大量政治常識內容。
《新國文》初小部分第7冊中就有“共和國”、“平等”、“自由”等政治話語。《平等》一文寫道：“共和國無階級之分，人人平等，受治于同一之法律。不論何人，權利義務無不從同。雖以大總統之地位，猶必謹守法律，不能恃勢以陵人。一旦罷職，即與齊民無異。此所以無不平之患也。”
《自由》一文寫道：“凡屬個人之自由，不特他人不得侵犯，即國家亦不得侵犯，其尊重自由也如是。”
“即使現在讀這些文字，你能不感覺震撼嗎？這些老課本中，寄托著那一代知識分子的理想和情懷。”石鷗說。
事實也是如此，當時的一些知識分子，紛紛編寫教材。蔡元培、陳獨秀、嚴復、胡適等現在為大家熟知的知識分子，都有自己的教材問世。
鄧康延還講了一則民國趣事：一些學者編教科書時，曾就“來”和“去”的選用爭執不休。有學者認為“來”字筆劃多，小孩不易學，于是改成“去”。但又有人反駁說“太村太俚”。幾番爭執，最后出現在課本上的是“來來來，來上學”。
“偉人見末節，大師編小書。”他感嘆道。
什么是潛移默化的教育？這才是
翻開《新國文》第一冊第一課，一幅插圖上方，大大地寫著一個“人”字。插圖中，大小7人，三世同堂。
而在之前的1904年，同樣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最新國文教科書》，則是以“天、地、日、月”開篇。
“教科書的編寫，遵循立‘人’才能立‘國’的基本訴求，從人的自然屬性到人的社會屬性，從臣民到大寫的個人，教科書試圖確立起‘現代人’存在的現實合法性，以期成為理性國家的成長基點。”石鷗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鄧康延的《老課本，新閱讀》出版后，老友陳丹青讀后，給他發來一條短信：“民國教育好善良呀。”
張立憲也常收到這樣的反饋。有讀者在其淘寶店留言稱：“什么是潛移默化的教育？這才是！”
中央電視臺記者張均曾參與《共和國教科書》的校訂工作。他頗有感觸地說：“如果我們的國文從小就這么讀過來，中國人的精氣神就會完全不一樣。”
根據當時的規定，教育部門鼓勵和支持民間編寫教科書，只要最后審查通過即可。各個學校也有自主選擇教科書的權利。
正是因為這種自由狀態，各個出版社為了搶占市場，紛紛編寫出一些高質量的教科書，市場上的“劣質教科書反而不多”。
石鷗介紹，教科書還曾引發過幾次外交糾紛。民國初年，一本影響力很大的教科書中出現反對某國的言論。當時該國強烈反對，并向中方遞交外交照會。
“當時政府向對方答復，個人有言論自由，政府不能干涉。”石鷗說。
石鷗還發現，其后這本教科書雖然名義上被禁止發行，實際上卻一直再版，只不過其中的激烈言論被刪除了。
“辛亥革命的槍聲并不激烈，帝制能迅速倒塌，五四運動能短期內發展起來，這些老課本功不可沒。這也是現代人懷念老課本的原因之一。”石鷗說。
傅國涌也非常重視這些“沒有污染”的老課本，認為能從中尋找到一些資源。在一次演講中他指出：“小學教科書固然不能為一個民族提供文明的高度，但是它能夠為一個民族提供文明的底線。”
面對如潮的翻印熱，張立憲并不打算去解讀其中的意義。“我們只是呈現一個多元的視角。告訴大家，在歷史上還曾出現過這樣的課本。”他說。本報記者 郭建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