禍起蕭墻內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1996年娃哈哈、法國達能公司、香港百富勤公司共同組建合資公司，持股比例分別為49%、49%和2%。娃哈哈希望能通過與他們的合作，獲得資金、技術、管理上的幫助，使其盡快成長起來。

　　但是，達娃之爭卻讓人猶如霧里看花。愛立信集團公司、聯合利華公司董事長泰斯庫認為，并購是企業的重大戰略行為，在策劃、調查、并購以及整合的每一個流程都需要審慎。對于并購來說重要的一點就是趕時間，如果錯過了創新的“船”，錯過了與合作伙伴平起平坐的時間，就必須找回你所缺失的時間追趕他們，否則就不能夠有所作為。但是，宗慶后始終認為，自己與娃哈哈集團陷入了達能的圈套，而達能亞太區總裁范易謀卻否認“惡意圈套說”。

　　娃哈哈新聞發言人單啟寧《11年合作與糾紛的歷史真相，娃哈哈與達能的“情、理、法”的博弈》一文為達能歸納了三宗罪：其一、在達娃爭奪經營權的爭斗中，達能給娃哈哈制定了責任與義務以及給中方套上了苛刻的限制條款；其二、從2000年達能收購了娃哈哈最大的競爭對手樂百氏后，企圖通過直接控制樂百氏的發展，從而限制娃哈哈的發展，最終將娃哈哈并入樂百氏的平臺；其三、自2001年開始娃哈哈在達能知情、默許的情況下，發展了一批與達能非合資的企業，而達能在樂百氏出現虧損后，要低價并購娃哈哈的這些企業，遭到拒絕后，引發了這場糾紛。

　　戰術之困惑

　　企業并購是重大的投資交易行為，存在著非常多的不確定性，充滿了風險，那么此時就需要戰略戰術來規避跨國并購中的風險。2007年7月3日，新華社、人民日報、蓬勃社、法新社、路透社等100多家國內外媒體數百名記者，前來參加娃哈哈向達能發起法律反擊的新聞發布會。在一片聲討聲中，娃哈哈的法律顧問從法律的角度，對達能違法的事實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訴訟意見。“違法的，實際上是達能。”宗慶后強調。

　　“我支持宗慶后先生，以前我發表聲援是從情感上說的，現在我的支持是從法律上來說的。宗慶后是中國民族品牌的創造者，從道義上，應該這樣做。”健力寶董事長葉紅漢如是說。來自法國《觀點周刊》的記者向宗慶后提問：“為什么達娃之間的一場商業糾紛，總是與愛國主義聯系到一起？”宗慶后情緒激動地駁斥：“如果娃哈哈作為一個外來者到你法國辦廠，然后低價收購欺負你，你會不會答應？”但是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銷售分公司的一位經理則告訴記者：“在公司，宗總就是家長，罵起人來，就像父親罵孩子一樣，沒有人敢頂嘴。”宗慶后也明確承認，“娃哈哈在管理上就是‘家文化’，每一個人像他一樣充滿著激情”�？磥淼拇_如坊間所言：達能觸怒了“家長”宗慶后，后果是非常嚴重的。

　　但是在外界看來，娃哈哈在這場爭斗中，未戰已經輸了。雖然宗慶后表示：“我們掌握了達能確鑿的違法證據，將對其違法行為依法進行追究”，“將拿起法律武器為自己討個公道，除了積極應對斯德哥爾摩、美國的訴訟，同時我們要提出反訴請求，而且可以提出20億、30億、50億歐元的賠償要求”。但是娃哈哈反訴，勝率究竟有多大，宗慶后也謹慎地表示：“我們不一定贏，他們也不一定贏。”

　　針對非合資公司的營銷公司與老的營銷網絡雖屬于“一支隊伍兩塊牌子”，但在產品銷售上已有傾向的問題，有業內人士認為在娃哈哈內部研發新產品，走多品牌戰略本身事實上存在著“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問題。但對宗慶后來說，這可能就是一種戰略戰術的安排。宗慶后憑借發動網絡的“人民戰爭”，把自己美化成為一個情緒高亢、憤激之情溢于言表的經濟民族主義的捍衛者。但是他卻忽略了感情這東西是易變的，順著的時候覺得很舒服，突然有一天反過來跟你作對了，會不會覺得就是燙手的山芋呢？事實已經證明，靠情緒煽動來改變利益博弈格局的年代，已漸行漸遠。當年三株口服液、愛多VCD等企業大打民族牌并屢試不爽，十年八年前娃哈哈也對民族牌很熱衷，但現在面對生死存亡，面對外資潮涌，面對法律及企業健全的法律意識，再打感情牌或許就不是那么容易能名利雙收了。

　　有媒體應用托馬斯·貝斯提出的利用概率理論整合所有信息的貝氏法則對這一事態進行了推理，得出雙方破裂的概率僅為43.19％，并由此得出達娃之爭最終將走向妥協的可能性十分大。既然有人作出如此的推測，那么娃哈哈的高管們為何就看不透而跟著起哄呢？這也許從達能收購樂百氏92％的股權后樂百氏持續虧損，最終從大幅裁員中可能找到答案。有人擔心達能會卸磨殺驢，屆時目前的高管就成了達能“砧板上的肉”。

　　風掀波瀾起

　　在政府部門推動下，達娃之爭終于進入新的階段，暫停訴訟、重啟談判。然而，4月13日《財經》雜志披露了宗慶后涉嫌偷漏個人所得稅近3億元。據報道，稅務部門之所以會專門立案調查宗慶后個人所得稅繳納問題，緣于2007年8月一名自稱“稅務研究愛好者”的舉報人，對“宗慶后隱瞞巨額境內外收入，未如實申報個人所得稅”的實名舉報。國家稅務總局收到舉報后，迅速督促杭州地稅局查辦。4月14日，宗慶后接受采訪時表示：“舉報我的肯定就是達能的人。”

　　根據《個人所得稅法》的規定，凡在中國境內有住所，或者無住所而在境內居住滿一年的個人，不論是從中國境內取得的所得，還是從境外取得的所得，都應該繳納個人所得稅。因此，宗氏把自己偷稅漏稅的責任推到達能的身上顯然是不負責任的。姑且不論此前著名演員劉曉慶、“生命一號”創始人羅澤勤、古井貢原董事長王效金等都在偷稅漏稅上栽過跟頭，這次宗慶后涉嫌近3億元，令人震驚，難道達能不舉報其偷稅漏稅的行為其就可以心安理得偷稅漏稅嗎？自己的違法行為也要拿合作伙伴作替死鬼已足以說明：滿口仁義道德在很多時候也有可能是為了個人的私欲，未必是為國家利益，民族利益。

　　毋庸置疑，曾自稱是“最廉價CEO”的宗慶后，被曝10年間涉嫌偷逃個人所得稅近3億元而被迫突擊補繳了2億多元的稅款，或許有很多的無奈和“委屈”，但必然會使達娃之爭再次被推上了風口浪尖之上，達娃的交鋒可能真正走向雙方無法自行調和的地步，結局也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幼稚”費思量

　　“達娃之爭沒有贏家。”在2007年并購年會上，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名譽院長劉吉教授指出：“從2004年開始，世界已經在發生第五、第六次并購高潮。雖然中國目前在世界并購中只占較小的份額，但在幾年后一定會達到一個新的高潮。在市場經濟根基尚淺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企業，如何在資本時代的并購中‘引狼入室’，進而‘與狼共舞’，這才應該是我們關注的熱點。”因此，跳出達娃之爭的個案來看，其實達娃合作的本身就是為了雙贏，既然雙贏了，就不論功勞大小。那么宗慶后指責達能已經從最初投資中獲得了超過五六十倍的回報，明顯站不住腳，實際上雙方都從合資中分享了發展的碩果。姑且不論娃哈哈是不是民族品牌，縱然是民族品牌，也不能破壞商業游戲規則，這是一個心態問題。商業問題的解決有一套成熟的解決方案，不要動不動就上綱上線，其實這很幼稚。

　　娃哈哈一開始就打民族牌，宗慶后把對達能的不滿擴大到國家和民族的角度，一種試圖以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情緒去對抗合作伙伴，一個再正常不過的商業糾紛被無限上綱到了非商業領域。我們看到了來自娃哈哈員工、經銷商的抗議示威，看到了民眾對娃哈哈和宗氏的支持和聲援、對達能的譴責和批判。其實，這是不正常的，國家利益、民族情結不能被如此狹隘地理解。

　　合資后的娃哈哈品牌得到快速提升，所涉及的產品也越來越多，成功地實現了品牌延伸和擴張，這是不爭的事實。達娃合作足以印證這樣一個事實：外國資本在逐利過程中會充分考慮市場因素，選擇最有效的方式獲得資本增值。而中國企業可以通過擁有的強勢市場地位保護自己品牌，僅僅依靠品牌和營銷能力就獲得了來自跨國企業的巨額資金。其實這一點也是宗慶后一直引以為傲的，因此達娃事件中所渲染的愛國主義很難找到真正的依據。匯豐集團主席葛霖就曾經指出，企業并購目標的實現是一個艱難的、漫長的過程，但是只要并購和公司的戰略達到契合，就要把更大的精力放在整合上。所以，拋開狹隘的愛國主義、民族利益的外衣之后，尋找達娃以及類似于達娃紛爭的解決辦法，才是該類事件最終的落腳點、關注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