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麗娟
2010年3月，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30位安徽代表團的人大代表聯名提出議案，呼吁國家為我國實驗室管理立法，從而為規范實驗室管理、整合全國實驗室資源提供法規依據。這份提案的提出是否意味著我國實驗室管理從規章制度進入到有法可依的時代？它的提出基于怎樣的背景？有何現實意義？時間已經過了一年，立法工作進展如何？
首次提案引關注
目前，我國有數萬家各類實驗室，分布在工業、農業、服務業等領域。這些實驗室管理在保證產品質量和安全，維護消費者權益，保障正常經濟秩序中發揮了巨大作用。2010年初的人大會上，議案主要發起人、國家農副加工食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主任——程靜為代表的30位安徽代表團人大代表聯名提案對實驗室管理立法。這是我國首次在人大會上提出實驗室管理的立法提案，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對此，程靜認為：“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把當前問題與可持續發展結合起來，實現科學發展。這就要求實驗室管理也應隨著整個社會經濟的飛躍，與時俱進。因此，作為實驗室管理者，從體制上進行關注，也是立法的一個背景。而對于首次提案就得到廣泛關注，這對我們來說也是極大鼓舞。”
近年來，我國實驗室的類型、機制、體制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如何看待發展中的實驗室？程靜給出了這樣的回答：“實驗室是一個特殊的技術團體，這是源于它所提供的技術服務不同于產品。因此實驗室不僅肩負著為公眾提供優質可靠的服務，更肩負著巨大的社會責任。管理好實驗室，是對公眾的負責，也是對社會的負責。這一提案提出后，不僅得到了科研院所、檢測機構等相關行業的大力支持，很多企業也紛紛支持。這說明了，實驗室立法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
這是我國第一次對實驗室管理提出立法議案。按照全國人大的立法程序，1個代表團或者30名以上的代表聯名可向人大提出議案。而是否能進行之后的審議至法律草案直至最終立法形成，這都需要假以時日。
那么作為提案主要發起人，程靜是如何看待這個過程的呢？對最終立法有多大把握？程靜認為，從提案到立法，業內的一些專家都認為是存在一定難度的，一部法律的出臺是需要一個過程的。實驗室目前存在管理混亂、標準不統一、重復檢測認證等諸多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是需要一個過程的。因此，此次提案的意義在于，它邁出了實驗室管理立法的第一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只有提出問題，才能更好地解決問題。至于這一提案是否能形成最終的法律，還有相當的一段路要走。但是可以從基礎做起，從法規形成開始，逐步走向實驗室管理法制化的道路。”
監督作用很重要
從毒奶粉事件到毒豇豆事件，我國的實驗室檢測能力一次又一次地被推上風口浪尖。目前，我國實驗室管理方面存在著法律法規不統一、管理體系不健全、管理標準不統一、重復評價認定現象等問題。尤其是在相關法律法規上，雖然《計量法》、《標準化法》、《產品質量法》和《認證認可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對實驗室管理有一些相關規定，但缺乏系統性和可操作性，存在約束力薄弱、違法成本極低、執法困難等問題。
在談到這些問題時，程靜介紹，對于目前我國實驗室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和缺陷及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可以先從法律層面進行回答。目前我國大多實驗室按照ISO/IEC 17025進行管理。但是，這其中存在很多問題。比如，農業部實驗室就有自己的評價體系。再比如有的實驗室在市場經濟中出現的逐利行為，忽視了其獨立的第三方性質。這就造成了標準不統一、經濟驅動等問題。而實驗所出具的報告會在貿易仲裁、產品質量判斷、司法鑒定等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這就形成了一個矛盾的局面，需要有法律法規來約束監督。
如果實驗室管理立法，是否能對實驗室起到真正的約束和監督作用呢？程靜給出的看法是肯定的。實驗室立法是對產品質量的更好保障。實驗室的檢測報告作為獨立第三方出具的數據，是產品質量的基礎性技術支撐，它所具有的仲裁性質是無法取代的。比如，食品實驗室可以為社會提供檢測數據，而這些數據的可靠性又為公眾安全提高了保險系數。這對于維護社會公平、維持政府形象、保障消費者合法權益都具有積極作用。
定位清晰是前提
眾所周知，我國的檢測市場現在已經全面打開。這意味著我國的檢測機構和國外的檢測機構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那么，國外的實驗室是否也給了我們同樣開放的機會？程靜給出了這樣一組數據，據不完全統計，每年我國在貿易壁壘上損失近200億美元，而由合格評定、認證認可所遇到的貿易壁壘的損失，占整個損失近1/4，且呈逐年上升趨勢。例如，在三聚氰胺事件中，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在一段時間內對我國的檢測報告不予認可，這就是一種貿易措施。因此，要想獲得國外的認可，首先要從自身制度上入手，立法就是途徑之一。只有從制度上、法律上規范自身，才能贏得別人對你的承認，才能更好地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
事實上，我國的實驗室管理和國外的實驗室管理存在很大差距。這主要體現在我國實驗室管理是計劃性模式，而國外實驗室管理多已有成熟的市場化模式。在國外，實驗室管理主要分為兩類，一是政府管理實驗室，二是社會公眾（民營）實驗室。舉例來說，FDA就是美國政府管理的一個實驗室代表。盡管它也承擔社會服務的項目，但是美國政府主要通過它來購買檢測服務，以此保證國家安全和人民健康。而一些民營實驗室則為社會服務較多。這就要求他們提供市場化服務的同時，更注重自己的實驗室品牌和聲譽。面對差異比較，程靜認為：“我國現在的實驗室多為事業單位體制，在實驗室管理方面，相比較于國外成功經驗，首先應該給實驗室一個清晰的定位或者定性。在立法中也相應地提出為實驗室定性為國家或者民營，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只有定位清晰了，才能對實驗室管理有更具體規范。”
立法迫在眉睫
盡管《實驗室管理法》首次成為立法議案，且至今尚未出臺，但程靜始終認為：“急需建立新的系統的實驗室管理法律法規體系，統一規范實驗室的管理，從而進一步提升我國實驗室服務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因此我們建議盡快制定《實驗室管理法》。”在她眼里，這是關系民生的一件大事。她認為有以下幾點原因促使立法出臺。
一是實驗室管理立法的提出是我國實驗室建設的內在需求。其對于我國經濟發展、社會公信力的提升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二是提案過程中也充分借鑒了國外和國內的一些實驗室管理機制和先進經驗，這對于打破貿易壁壘，實現具有中國特色、與國際實驗室管理接軌而言，是具有實質性挑戰和意義的。三是對實驗室管理進行漸進式的立法進程，但更應重視實驗室管理的監管體系。她強調，要實現實驗室管理立法的監管統一，消除多頭管理的弊端。從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公平、有序、有利、具有公信的實驗室管理氛圍，這樣才能更有利于我國在對外貿易中和國際進行接軌。另外她還建議，由于實驗室行業分布較廣，如果能將其他行業的實驗室管理并入認監委實現統一管理、統一規范，這樣從立法角度來講，能更清楚界定責權，為立法工作奠定基礎。四是要重視實驗室的誠信體系建設。要發揮行業自律作用，實現行業的誠信發展。五是要加強實驗室安全管理。《中國質量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