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元鼎第一次進入北京郵電大學教師徐平(化名)視線，是在2008年左右，當時“黑監獄”的發展已經規模化了。當時在聚源賓館、金宛賓館，以及豐臺各地的“黑監獄”，關押著不同省份的人。

    徐平說，在2003年前，訪民們絕大多數是關押在收容遣送站。收容遣送站有三類人構成：第一類是城市流浪乞討人員；第二類也是最大量的，是隨機抓的農民工；第三類則是上訪人員。

    “他們被歸為一個特殊的區域，叫做病號區。我一開始也不懂什么意思，后來他們說，頭腦有病。老上訪戶經常被關押在疏散遣送站或精神病醫院。他們可以靠這個掙錢，從而形成大大的產業、市場。”

    據徐平的調查，2003年之后，開始有了截訪這一說，規模化地，大量地出現截訪者。有了截訪的規模化的出現，實際上黑監獄已經開始萌發了。因為截訪不一定馬上就能接回去，接到人之后不能立即帶走，他可能就臨時把上訪者放在駐京辦，或者臨時租一個房間。這個時候，其實所謂的“黑監獄”就出現了。

    到2006、2007年，上訪更多了，截訪也變得規模化，某種意義上它有些程式化的東西，有一整套(流程)：比如說怎么撤銷上訪登記的單子，怎么樣接人……

    6月份，新華社報道，內蒙古政法委書記任邢云稱今年以來內蒙古用于化解社會矛盾的資金已超過3億元，已抽調315名廳級干部和21320名干部深入基層，集中推進社會矛盾化解工作。內蒙古自治區層層簽訂了維穩、綜治、信訪工作責任書，公務員維穩工作在實績考核中的權重由6%提高到16.7%。

    憲法學者：安元鼎式維穩踢開法制

    在張千帆教授看來，“安元鼎們”的出現，是各地政府維穩的衍生品。“政府肯定是自己本身沒有足夠的力量去維穩，于是通過雇用一批私人，這批人其實也是公民，利用他們去對付另一群公民。”

    “這種方式維穩，是非常危險的，把法制踢在一邊不管，結果將是越維越不穩。首先是你沒有解決問題，這些人被押回去了，就罷休了么？問題沒有解決會繼續上訪。造成上訪的很多制度性、根源性的問題沒解決，所以要繼續上訪，這樣就造成了更大規模的上訪軍。越來越多的人跑到省會、北京來上訪，又把他們押回去，給他們造成了更大的壓力，政府力量不夠用，動用私人，不顧法律，這個過程中可能造成新的不公平和侵害私人的事件。所以它是越維越不穩的直接體現，也對它有著推波助瀾的效果。”

    張千帆教授說，“任何機構，包括駐京辦在內，都無權授權私人去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當年‘孫志剛事件’過了之后，收容遣送條例被廢除，重要的理由就是它違反《立法法》，因為收容遣送根本沒有全國人大或者常委會的立法依據，就是國務院的條例，所以廢除了。如今這個東西，連國務院的條例都沒有，更不用說全國人大或者常委會的授權。”

    “根據《立法法》，所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在中國必須通過公權力機構，不能通過私人機構。比如現在爭論很多的，拆遷動用地方涉黑組織，造成很大問題。黑和白的根本區別就是通過私人去執行公權力沒有程序上的法律保障。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和剝奪公民財產權必須要通過法律和公權力，因為法律給公權力機構設立了一系列的程序上的保障。所有這些東西一旦委托給私人機構，就不存在了，這就會造成大量侵犯基本權利的事件。”

    在這位法學教授、憲法學者的聲音之外，更多的現實是很多問題還沒有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沒有身份的公民———廣西合浦縣前女民警張耀春目前正在各地東躲西藏地過日子，鑒于一再上訪，且被安元鼎關押、遣送多次，當地公安局已經釋放出來信息：即將對她勞教。

    上杭縣的外嫁女們從拘留所出來后，捏著政法機關的《公安行政處罰決定書》憤慨不已。即便被警告再次上訪，直接的后果便是勞教，她們仍表示正在為下一次的上訪做準備，“要抗爭，問題解決之前，上訪到底。”

    對于身在無錫的謝其明來說，他在等一個答復：兩個月前，一個據稱是北京市公安局保安管理處的工作人員打電話給他，核實了他在舉報信中列舉安元鼎罪行的細節，此后便杳無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