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公司的人員總在流動，而且流動非常快，這是眾所周知的秘密，其中也暴露了這個行業詬病已久且仍未革除的丑陋一面。“新人招來后，要扣押身份證，干滿一個月才能發工資，事實上，很少有人能干完一個月，保安公司總能找到這樣或那樣的借口，將你炒掉，由于你違反了規定，你的工資拿不到了，你的空缺馬上又有新人頂上，流水作業。”

    一名離開安元鼎的保安在網上寫他的短暫經歷時稱：初到(安元鼎)公司以調查是否有前科為由收走身份證；押半個月工資，服裝費押金200元，1個月實際到手300余元；生活條件十分艱苦；流動量很大，干上3個月就算老員工了。

    張軍接任安元鼎之初，日子艱難，賺錢也是微不足道的。2006年，安元鼎公司資產總額為85.70萬，稅后利潤為負12.22萬元；此后一年，資產總額增加到116.97萬，公司也開始盈利15.26萬元。對于安元鼎來說，從負數到盈利，總算前進了一小步，但這似乎還不夠。

    到最后，保安公司對人力成本的壓榨極度膨脹，甚至到了向合作伙伴下手的地步，“給他們招聘保安的勞務費是300元，說好是干滿十天才支付，但有很多是不到十天，就被各種借口趕出去了，最后勞務費也拿不到，而保安公司則侵吞了這不到十天的血汗錢。”

    一段時間后，余志云和老李都不再給安元鼎辦事，他們脫離了關系。2008年，老李在北京市久敬莊接濟服務中心對面的村莊里新開辦了一家人力資源部，沒多久，張軍又來找他合作。不過這一次，已今非昔比了。張軍有了私家車，并且容光煥發。

    短短六年歷史，安元鼎取得了“輝煌”的業績：2007年，獲得了由12家單位聯合授予的中國保安服務“十大影響力品牌”；2008年被北京市保安服務總公司評選為A級安保企業。

    張軍也實現了對安元鼎公司的完全掌控，2006年10月，在其出任安元鼎法人后不久，幾經股權轉換變更，與之平分秋色的大股東付國有退出，張軍以出資30萬的金額，成為安元鼎毫無爭議的最大股東(其他4名股東分別出資5萬元)。此后，安元鼎股權結構一直保持著懸殊狀態，2008年11月14日，安元鼎變更注冊金額為100萬元，張軍出資額增加到80萬，其他四名股東仍保持不變。

    “特勤”護送：高利潤的新業務

    2008年5月，安元鼎公司成立了一個新部門：護送部。新部門的職責很明確：負責為各地政府消除頭疼事，幫他們關押、押送上訪人員。安元鼎嗅到并抓住了一個長期有效，低產出，高回報，且無風險的賺錢模式。

    張軍甚至將這個契機告訴了遠在圍場縣老家種土豆的二弟張智，“以前日子過得很艱苦，2008年我哥哥他們成立護送部，全國各地進京上訪人員都往他們那里送，規模特大，北京有5個基地和一個總公司，上海還有他的點，”張智說。

    在安元鼎公司構架當中，共有十個部門，但在其經濟構成體系中，其他九個行政部門都是虛的，唯獨護送部是“搖錢樹”，地位也彰顯出來，護送部是單列出來，由一名專職副總經理直接負責。

    護送部的特保們身穿青藍色制服，頭戴“特警帽”，左右胸前掛有黑底白字“特勤”標志，臂章為“BEIJIN GSECU R ITY”(北京安保)英文環繞著的公司徽標：“安元鼎”。這身裝束往往讓訪民們以為是特警。

    成立之初，護送部的任務是應駐京辦要求，從接濟服務中心將訪民接來穩住，騙訪民說去個有吃有住的地方。這些地方剛開始是旅館，后來變成了倉庫，發展到最后便成了“黑監獄”。在他們看來，穩住和護送是一體的。按照客戶的需要，接到安置點(“黑監獄”)兩天之后，如果雇主發出押送回原籍的指令，護送隊馬上到旅館來接人，裝車送人。

    所有這些項目都是收費的，費用包括：穩控費每人200元、強制費每人200元，這些費用都可以隨便調整到300甚至400元；此外則是護送費：坐火車的，特保一天500元；開車押送按每公里12元算，隨行的特保是另外加錢，一個特保工錢為300元，司機也是同樣的價錢。

    對于強制費的解釋是：將訪民接到安元鼎指揮中心的時候，訪民身上的包和物，以及所有東西都要安檢一遍。煙、刀具、手機、身份證都要收。并且要跟訪民說，麻煩你配合工作，身份證和手機要交給我們保管。碰到不合作的，就采取強制措施，這一項是收費的。因此在行動之前，安元鼎一般先給客戶打個電話，對方說要強制的話，特保們便動手了。

    碰到難纏的上訪人員，四個特保抓著胳膊拉著腿往車上一摁，摁到車上就跟他說：別害怕，我們是國家信訪局的，是給你解決問題的，不要怕……“我們經常去永定門汽車站一帶，許多進京上訪的老頭老太太在那坐著，當地駐京辦給我們打電話，去了之后，抓著便往上車丟。”一名安元鼎特保說。

    安元鼎護送部剛開始只有10多個特保，三四輛車，一輛大客車已經很舊了。之后又買了兩輛面包車，坐11個人左右。后來人多了，車不夠了，就開始租車，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