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這種把在中國沿海地區不可持續的工廠復制到內陸省份的做法是有問題的，因為它還是在沿用相同的模式。”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的張車偉說，繼續仰仗大批非常年輕的勞動力是有風險的，“短期來看，富士康可能仍會如此生存下去，但最終，他們必須意識到勞動力隊伍出現的重大結構性變化。”
問題還是老問題：勞動力的代際轉移正在發生，吃苦耐勞的第一代工人正被他們的子女、對工作待遇有更高要求的下一代所替代。這促使中國的工資水平大幅上漲，員工福利顯著提高。他們是希望擁有更豐富多彩的生活方式的新一代員工。富士康高管胡國輝表示，工人工資成本并非富士康的一項主要成本，更重要的問題是中國的年輕工人是否愿意繼續做這種并不好做的制造業工作。
郭臺銘在2010年反思之后也推出了多項措施，比如提高最低工資待遇，以及安裝和加固更多安全防護網。此外，他還聲稱將更多的生產線實現工業自動化——計劃在三年內將富士康生產線上的機器人規模從現有的1萬臺擴大到100萬臺，中國大陸地區首批全自動化工廠有望在5到10年內投入運營。
但這可能無助于從根本上解決超級工廠模式的種種死結。就本質而言，這是以往那種講究整齊劃一的集體主義生活方式，正在遭遇步入市場經濟的中國那些覺醒后的工人們的反抗。依靠嚴密控制，實行半軍事化管理的手段已經遇到越來越大的挑戰。對郭臺銘和富士康而言，未來，他還會在外界的放大鏡審視下遭遇更多的詰問和質疑。
富士康效應
對鄭州和河南來說，富士康是一件馬虎不得的事情。富士康的內遷及最終花落鄭州，對當地而言是最大的招商引資成績，“鄭州速度”是被提及最多的一個宣傳語。2010年7月，富士康富泰華精密電子有限公司在鄭州市出口加工區注冊，僅僅1個月就開工生產。9月8日，富士康富鼎精密工業有限公司落戶中牟，同樣1個月后開工投產。9月16日，富士康鄭州科技園開工。10月24日，鄭州新鄭綜合保稅區獲國務院批準設立。富士康項目成為綜合保稅區第一家入駐企業。
富士康落戶鄭州之后，已經先后將其他幾條生產線也落戶到河南的南陽、濟源、鶴壁等地。這些地方政府為爭取到富士康，同樣是不惜出讓各種優惠措施。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史璞對《環球企業家》表示，隨著富士康工廠內遷，地方政府為爭取富士康到本地落戶，不惜濫用公共資源，在稅收、土地征用、廠房建設等方面對富士康慷慨補貼，甚至把為富士康解決勞動力供應問題作為“政治任務”，“河南及鄭州引進富士康的決定是正確的，但這種高成本的招商引資模式卻是不可持續的。”
